演戏

　　胡正被邓莉这副“真不知情”的模样噎了一下，心里暗骂却不敢表露。

　　邓莉是市纪委常务副书记，分管纪检监察一室，他去年能从副科提正科，全靠邓莉在市纪委常委会上说话；要是现在撕破脸，别说后续的“轻处理”，恐怕连档案里都会被记上一笔“不服从管理”。他只能攥紧拳头，指节泛白，把委屈咽进肚子里。

　　胡正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：“程书记，邓书记，是……是我没按程序报备。上周纪检监察一室接到匿名举报，说任正浠在晋宁县搞电缆产业整改和生态农业项目时，涉嫌收受设备供应商好处，还违规给关联企业审批补贴……”

　　“匿名举报？”邓莉立刻追问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警惕，“按规定，匿名举报要先做初核，确认有可查性才能启动后续工作，你怎么没走初核流程就直接介入了？而且任正浠是晋宁县的县管干部，就算要查，也得先和晋宁县纪委对接，至少要了解他的工作履职情况吧？”

　　这番话看似在“提醒”胡正，实则是在向程前强调“胡正违规操作”的细节，进一步坐实“个人行为”的定性。

　　胡正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说：“后来我们联系到了举报人，就是河池镇的丁熙桐，他说自己有任正浠受贿的具体证据，还愿意实名举报。我想着……想着这两个项目是太市农业产业化和工业转型的重点，要是真出问题会影响全市大局，可能影响全市的考核指标，就没来得及报备，也没跟晋宁县纪委打招呼，先把两人请到培训中心了解情况……”

　　这番说辞看似“顾全大局”，实则漏洞百出。按干部管理逻辑，“市管考核指标”与“县管干部调查权”是两码事，即便项目重要，也需先与晋宁县委沟通，而非“先斩后不奏”。

　　“请到培训中心？”邓莉的语气陡然严肃了几分，却仍带着“发现问题”的惊讶，“是‘谈话函询’还是‘审查调查’？要是谈话，怎么会限制人身自由？要是审查，怎么能没有市纪委常委会批准的手续？胡正，你知道这里面的差别吗？《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，审查调查必须出具《立案决定书》，你有吗？”

　　她一脸怒气地敲了敲桌子：“胡正，咱们纪检监察工作，最忌‘想当然’，你以为‘为了大局’就能突破程序？任正浠是晋宁县的财政局长，手里管着县域经济的关键项目，你不跟地方党委沟通就贸然调查，万一影响项目推进，谁来负责？”

　　邓莉这番话，从“程序”“责任”“后果”三个层面层层递进，既符合“分管领导发现下属违规后及时纠正”的身份，又巧妙地将所有过错都归到胡正“个人违规”上，没有露出半点“提前知情”的痕迹。

　　程前坐在办公桌后，指尖的敲击节奏渐渐放缓。他看着邓莉的反应，听着她对条例的熟练引用，心里的疑虑稍稍减轻，若邓莉提前知情，绝不会如此细致地“指出”胡正的违规细节，更不会在任正浠被查的问题上如此较真。